周凯模作为当今学界优秀的女性民族音乐学家，学道谦逊，她对于学术的贡献以及诸多的研究成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周凯模以她深厚的学术积淀以及独特的女性视角于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西方音乐学等学科领域成果斐然，令人钦佩。例如：民族音乐学经典著述《滇南听歌：云南民族音乐考察》《祭舞神乐：云南民族宗教乐舞论》《云南民族音乐论》等。她近年还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对我国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音乐，以及宗教仪式音乐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及专题研究。另外，她所主持和参与的课题也多具开创性意义，如《文科实验室创新模式探究：岭南音乐传统资源在当代高校的功能转换》，对岭南传统音乐进行整理的同时，该课题在传统理念的指导下，依托岭南音乐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实体，组织多个小组赴岭南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并通过文字性的转化，完成了教学、科研、创作、表演四元结构的搭建。 周凯模的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1998年，周凯模主要是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和宗教乐舞进行有关民族文化关系的探讨，并对构建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理论体系有了初步的设想。第二阶段于1998—2009年，在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基础之上，周凯模进一步关注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及研究方法的构建，并由此延伸至民族音乐的传承与教育领域。第三阶段是从2010年至今。本文共收集整理了周凯模自1999年至2014年期间的学术论文37篇，下面笔者就这些文章进行分类综述。 一、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系统研究（1990—1998） 《云南民族宗教乐舞与礼法文化》《云南民族宗教乐舞与宗法文化》这两篇文章是作者在此期间所写，集中论述了宗教乐舞在少数民族人们生活中的实际应用，透过云南少数民族的宗法现象，反映出宗教乐舞所蕴含深刻的文化内涵。关于“礼法文化”“宗法文化”的专题与作者在2000年加以延伸的“神话哲学”和“原始科技”内容相关联，基本囊括了民族宗教音乐内容所涵盖的文化层面，该系列文章，是对云南宗教音乐事项与传统民族文化的一项全面性研究，影响深远。 周凯模在云南任教期间，除在云南少数民族的仪式音乐、歌舞音乐研究成果显著之外，对少数民族器乐的关注也有新的研究发现。在其文章《云南少数民族器乐中的“重奏”现象》中，周凯模以少数民族乐器演奏中所包含的重奏现象着眼，提出“重奏”在中国民族器乐中的概念性思考，文章分别对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这三种重奏类型加以分析，从而得出：1.二重奏为同种、同类的乐器中较为常见；2.三重奏多为吹、拉、弹三类乐器组合；3.四重奏一般为吹奏和弹奏乐器类相组合。文中也列举了具有代表性的乐曲谱例，并围绕自然及人文生态环境对地方音乐艺术特点的影响加以论述，尤其是对三重奏和四重奏这两种形式进行论述过程中，作者对乐曲中的每种乐器的旋律形态、旋法特征等均做了详细的分析，并对每种演奏类别之间的异同进行了比较。通过此篇文章，读者对云南少数民族乐器的整体形态有了新的认识，从单声部跨越到多声部，从单一的合奏到重奏织体，使学界对云南少数民族器乐研究的聚焦向前迈上新台阶。 同时，在云南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周凯模还发表多篇采风报告，如《云南怒江傈僳族“期本”舞乐的考察与整理》记录了她深入云南怒江流域考察傈僳琵琶——“期本”舞蹈音乐的情况，分别列举了傈僳琵琶三种不同的定弦和每种定弦可以演奏的乐曲，并且对每类乐曲的特点以及所使用的环境场合等做了详细的归纳。与此同时，通过分析考察对象的艺术特征及音乐主体的态度，也进一步彰显了这一民族文化的时代特征。 二、对云南及岭南音乐文化的双重思考（1998—2009） 1998年，周凯模随着个人工作调动，之后的研究重心逐步从云南转移到广东，她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视角也随之扩展至岭南音乐文化，但在早期并没有中断她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持续化的研究，而其研究的重点也从对个案的专题性涉入逐步深入到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整体社会语境的思考。 自周凯模青年时期下乡至云南最偏远的彝族哈尼族地区当知青开始，当地少数民族贫瘠的生存条件和以歌舞为乐极为洒脱乐观的生活状态，就深深地震撼和影响了这颗年轻的心，也注定了她这一生与云南的少数民族结下的不解之缘。周凯模把云南作为滋养她学术生命的最初源泉，她在这片土地上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在云南工作和生活期间，周凯模的研究重点主要是放在了对云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个案的研究和整理上，其中成果最为突出的就是对少数民族仪式音乐的调查，例如，除本文上述提到的“云南宗教乐舞系列”的四篇文章，还有《巫歌傩舞与原始信念》等，不难看出，作者关于研究宗教音乐的写作脉络是从原始宗教信念对少数民族人民人生观等观念的影响着手，尝试用文化形态学的分析方法对云南诸多宗教事项进行研究。周凯模把云南的宗教音乐放置于文化中，而文化为音乐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背景，通过对这个背景的解读，才能使我们真正了解，在少数民族的“宗教环境”下音乐真正存在的价值及其具有的文化属性。 周凯模在收集整理这些音乐的过程中，越是发觉，云南的民族传统音乐是鲜活的，有其自身的不可替代性，从地域文化背景等来看，没有像西方音乐在意义上具有单纯审美功能的音乐，少数民族的音乐大多是以综合形态的面貌出现，与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民俗，礼教等深深地融为一体。如《云南民族音乐的地域特征——兼述中国古代“乐文化形态的当代显现”》一文，正是他结合运用微观分析的方法将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地域特征与古代的“乐”文化进行了概括性的探究，同时对云南少数民族的音乐进行整合性的概述。他认为，云南的“乐”，既是文化中的音乐，也是音乐中的文化，凸显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乐”是因具备使用功能而存在，而区别于传统意义上因审美性而存在，是对先前多个个案研究的再次梳理。 而在周凯模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众多成果之中，其中一个尤其吸引笔者的角度就是以女性执仪者身份为独特观察的学术阐发。周凯模在进行实地考察中发现，现今某些少数民族宗教仪式中原来只有男性表演的祭祀场景，已变成“男女角色并存”的结构形式。从而把研究的目光聚焦在少数民族宗教仪式中的女性身上，进而深度挖掘仪式音乐中女性执仪者在仪式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例如《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云南地区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一文中，以中国白族的“祭本主”为例，尝试从社会性别研究的视角与本土信仰理念相结合，同时结合音乐人类学和宗教学等方法去综合考察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通过对该仪式中典型的女性仪式歌舞分析，企望展示女性表演的同时，探讨作为性别文化符号的女性角色及其音乐行为，与宗教及民间信仰演化之间的象征性关系①周凯模：《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云南地区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载《音乐艺术》2005年第3期，第64页。。作者还认为，将女性仪式角色的音乐行为放置于性别研究视野之中，还能够注意到民间仪式音乐行为、音乐场景中关于“性别建构”或“性别认同”等文化特质。现今将仪式音乐中的女性群体单独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宗教仪式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做出相应的改变。 与此同时，周凯模怀着对这片生活和养育过她多年的红土地的满满深情，建设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共同体中独特的话语系统的想法，也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在对于云南少数民族诸多研究个案进行整理过后，随之也转入了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学科的理论构建的思考，其中《建构云南民族音乐的理论之断想》这篇文章就明确的阐述了她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理论建设的基本框架。 随着周凯模在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工作逐步开展，对广东音乐的研究也随之凸显。周凯模对岭南音乐文化研究的开端，最先着手于对岭南地区客家音乐的探寻，在其2000年发表的文章《客家音乐文化与传承论纲》中，作者对客家音乐文化研究的现状、意义和方法以及客家音乐文化的传承保护都做了透彻且具有实质性的观点呈现。同年，由周凯模为学术带头人及诸多广东地区的民族音乐学者共同参与组建的“岭南音乐文化展览馆”在星海音乐学院开馆，展览馆融合了岭南音乐的乐种、歌种、剧种、曲种、音乐名家和音乐民俗为一体，为参观者进行多方位的展示，使人们在短暂的时间能对岭南音乐文化的体系架构有一个初步且直观的认识。周凯模创导的“岭南音乐文化展览馆”其开创性意义至少有三：“其一，首次从民族音乐学的理论高度，揭示出岭南音乐文化丰厚的、系统的整体结构框架：即乐种、歌种、剧种、曲种、名家、民俗等内在统一的文化关系；其二，首次将星海音乐学院建院以来的三代岭南音乐教育家、演奏家、理论家群体的业绩和生平系统展示，同时引进民间艺术大师成果，与学院派名家互为照映，完整展现传统；其三，展览馆的存在，不仅是学科建设、学术基地建设的基础，更重要的，她将对专业学府的音乐后人，在学习西洋经典、认识本土传统的氛围中潜移默化，逐步建立融贯中西、通晓古今的立体音乐观，成为音乐知识结构相对完整的、真正的音乐文化人。”①冯光钰、周凯模：《岭南音乐文化展览馆开馆致词》，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67页。毫无疑问，岭南音乐文化展览馆的成立，也标志着岭南音乐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对岭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深度探究（2010年始） 自2010年起，周凯模对于岭南音乐文化的探索成果逐年增多，尤其是在“岭南民俗音乐文化”进行深入考察和整理之后，重新定义了岭南文化圈的概念，将“少数民族音乐”的关注融入“岭南音乐体系化”研究当中。在对“岭南音乐文化”研究中，周凯模同样是以民俗音乐个案为切入点，利用“主—客位”相互呼应的“双重视角”的研究方法对岭南地区音乐进行深入探讨，而周凯模持续关注了十余年的“岭南排瑶仪式音乐研究”正是对她研究理念的完美诠释。在《岭南排瑶“歌堂仪式”的传统记忆》一文中，周凯模就分别通过排瑶内部的文字、族人自述和典籍史书中所记录的关于“歌堂仪式”的有关情况，力求在还原排瑶“歌堂仪式”的原始面貌的前提下，追溯其变迁的成因和探索其在岭南地区乃至中国文化系统中独特的存在意义。 “在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多年的考察实践与研究思考的基础上，周凯模这些年对‘岭南音乐文化’的探索，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云南模式’的复制，而是从‘民间母语传统’向‘高校功能转换’的探索。”②笔者根据网络来源 http：///s？__biz=MjM5Mjg1MDI1OA==&mid=&idx=1&sn=b7efedd28e6d08db319 e9e70dc55c1fc#rd的信息整理而成。例如，前文提到的岭南音乐文化展览馆，将展览馆视为“文科实验室”进行“传统资源在当代高校的功能重建”的深化创新实践；还有在个案研究的整合基础上编写特色教材及课件、开设特色课程进入高校课堂以作为转换平台，再辅以“高校-民间”相结合的相关地方音乐学术论坛及“一对一”民间艺术家授课方式③笔者根据网络来源 http：///s？__biz=MjM5Mjg1MDI1OA==&mid=&idx=1&sn=b7efedd28e6d08db319 e9e70dc55c1fc#rd的信息整理而成。等。 周凯模对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一直以来植根于南方少数民族族群，将区域音乐研究与族群音乐研究紧密相连，尽管其中大多是以云南和广东诸族群的宗教仪式音乐为主，但理论上呼应的是中国传统音乐学科建设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在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大量个案调查中，逐步建立起云南地区所特有的少数民族音乐理论架构，使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在整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大环境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在对岭南地区的音乐文化研究期间，将“少数民族音乐板块”融入“岭南音乐体系”，使岭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重新进入学界视野，形成了以广府、潮汕、客家和少数民族四大板块系统进行展示，形成了岭南音乐体系上承前启后的新起点。 四、其他 在关于学科问题的研究中，周凯模始终认为：学科问题非“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学科不是靠“论”而是靠“做”出来的，中国“一元”文化如此博大，其中每个族群的文化内涵又极为丰富，势必需要学者投入毕生精力去探究，以其成果去奠定和丰满“中华母语文化体系”，彰显中国这“一元”文化在国际上具有真正令人尊重的独特对话价值。①笔者根据网络来源 http：///s？__biz=MjM5Mjg1MDI1OA==&mid=&idx=1&sn=b7efedd28e6d08db319 e9e70dc55c1fc#rd的信息整理而成。而周凯模始终认为，民族文化才是中国文化最深沉的“底蕴”。 在前文中讲到，周凯模在对我国云南民族音乐个体的研究中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梳理，而是对该地区的民族音乐做了大范围的整理和调研。基于周凯模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所总结的经验，以及肩负着对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的责任感，2002年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她同时对整个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建设以及教育方面提出了诸多的设想，笔者选取以下文章来进行对应的解读。《民族音乐学的多重性思维方法》中，作者提出“民族音乐学是一种研究方法，推进和拓展这个方法的内在动力，是民族音乐学思维方式上的特殊性——即多重性”。②周凯模：《民族音乐学的多重性思维方法》，载《音乐研究》2001年第2期，第21页。文中列举了诸多民族音乐学家和人类学家利用多重性的思维方式而得出的优秀成果，以及提出的诸多建设性的学术思想。例如，文中作者也尝试拓展思维来剖析当今民族音乐学存在的“几对关系”，即局内人—局外人；音乐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中的音乐—音乐中的文化；主流音乐—非主流音乐；地域音乐—世界音乐等③周凯模：《民族音乐学的多重性思维方法》，载《音乐研究》2001年第2期，第21页。。通过多重性思维来重新审视这几对关系，作者得出：文化角色—文化模式—文化本质—社会权利—人文生态，正是这几对关系所显现出来的更深层次的内涵，也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由浅入深的社会文化关系之间的多重架构。又基于现代民族音乐学学科中新出现的从“女性音乐研究”“少年儿童音乐研究”“音乐媒体研究”等多方位的研究角度的出现，充分说明了当今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的新趋势。所以，作者在文中多次强调了民族音乐学者应拓展思维，同时吸收西方民族音乐学方法，方才可以领悟到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术精华，以促使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在今后得到充分的发展。笔者认为，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多重性思维的概念，对于民族音乐学学者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民族音乐学本身就含有与其他社会学科紧密联系的学科属性，在其研究中更需要研究者用全面、立体性的思维方式去剖析问题，与其他学科知识互通，才能更好的将音乐置于现代文化的语境中进行研究。周凯模是以多年的研究经验提点后辈学者勿拘泥于单一的“音乐学”思想，理应适度跳出音乐的圈子，从微观到宏观，在文化的大框架中把握学科研究的方向，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在中国学界的发展方向提出了独到的构想。正如文中所说：“多重性思维方法，是民族音乐学开拓研究领域的巨大内驱力，研究的思维方式对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④周凯模：《民族音乐学的多重性思维方法》，载《音乐研究》2001年第2期，第21页。 五、结语 总之，本文所述虽不能把周凯模的研究成果全部涵盖其中，但集中概括了其主要的研究思想及学术观点。如果说，云南作为周凯模对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进行探索的最初起点，而在广东期间她则把积累多年的研究经验与学科理念不断用于实践，除了对沉寂多年的岭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进行深度挖掘之外，还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构建、教育传承等问题提出了诸多实际性的建议。周凯模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极具影响的理论高度，力求消除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之间的壁垒，使两者相互融合并共同发展。 周凯模的学术研究是多元的，除了在民族音乐研究领域上获得诸多成就之外，对西方音乐的研究也颇有心得。当国内西方音乐研究还处于“西方崇拜”的时候，周凯模就在“西方音乐史研讨会”中，提出了“中国人如何研究西方人的音乐历史”的命题，其文章意在表明中国人应思考如何站在“客位”角度对“异文化”的西方音乐进行重新审视，同时也对“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时的模糊身份进行了明确。周凯模总结其十多年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和教学经验，将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加以融合，试图运用“客位性”身份创建中国人特有的研究西方音乐的独特视角和研究方法，为“异文化”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这个命题的提出，引起了相关学界的关注，对此的讨论也一直延续到了2005年“西方音乐学会”的成立，至今这篇文章仍然影响广泛。 周凯模以其独特的专业理念和学术视野专注于中、西方音乐的研究，并进一步开拓独具特色的“中国视野”。同时，周凯模力求探寻具有“区域特色”的研究方式和学科方法，发掘了一批以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为代表的民族音乐瑰宝，使它们走出大山并展示于世人面前。总之，本文所呈现有关周凯模的研究成果也仅是对其学术历程的部分总结，而她将继续以其精深、广博的思想风范引领着学科发展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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