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是显性的，可以直观感受；物质又是隐性的，必须揭示内涵。人类创造了精神世界，而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是物质条件。人类不仅可以改变物质，甚至还可以创造物质。秧歌是广大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汉族民间舞蹈的代表，从华东到西北，从东北到华南，秧歌发芽生长在每一个角落。海阳秧歌作为胶东半岛上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既有独特的环境作为物质基础，又有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对其进行传承与发展。物质文化形态作为海阳秧歌文化形态的显性要素，体现在服饰、道具、音乐等可直观感受到的方面。某种意义上讲，物质文化形态已经成为海阳秧歌寄托情感的载体。

一、戏曲色彩浓郁的服饰

（一）男性角色

海阳秧歌中，男性着装的总体特征是穿对襟上衣、灯笼裤，束腰带，戴帽子，穿快靴。乐大夫是秧歌队的总指挥、领舞，服装以黑色为主，上衣外面罩白色羊皮袄，头上有白色毡帽，这是其标志性服饰。当下，较多民间秧歌队设数量不等的秋头（副乐大夫）。货郎的装扮一种为戴黑色礼帽，穿黑色长袍，一种为戴花草帽，穿蓝色坎肩加蓝色阔口七分裤，前者与戏曲中文小生的扮相相似，后者与船夫装扮类似。锢漏匠在总体服饰的基础上，外加一条白色围腰，类似于戏曲中店小二的装扮。花鼓是秧歌队中男子阳刚的象征，装扮直接来源于戏曲武生。傻小子也是海阳秧歌中的典型角色（此处的“傻”并不是贬义词，而是憨厚、朴实的意思），装扮特点是扎一个冲天鬏，穿红色肚兜。另外，还有老翁、艄公、书生等杂扮角色。

（二）女性角色

海阳秧歌中，女性服饰大多参照戏曲旦角的装扮，梳长辫，戴头花，身着彩衣彩裤，脚穿绣花鞋。翠花指的是少年女子，又称扇女，多与货郎配合表演，也可单独表演。大嫚，是胶东方言，乡村姑娘的意思，大嫚人数与花鼓相当，偶尔和花鼓配合表演。王大娘是女性中性格最鲜明的角色，民间素有“风骚娘们儿”之称，青衣扮相，与锢漏匠配合演出，不单独进行表演。丑婆参照彩旦扮相，戴彩色发箍，挽发髻，耳挂红辣椒，嘴角画黑痣，是海阳秧歌女性角色中的丑角，与男性角色中的傻小子配合表演，也不单独进行表演。此外，还有老妇、媳妇、侍女等杂扮角色。

（三）服饰是角色的象征

海阳秧歌的服装直接借鉴戏曲并反映海阳秧歌人物角色的特征。服饰往往具有隐喻意义，暗含年龄、性格、身份等角色信息。如翠花象征轻盈俏丽的少年女子，大嫚象征端庄秀美的青年女子，王大娘象征妩媚炽热的中年女子等。“秧歌表演是乡民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而服饰更是乡民心理倾向的一种体现，戏曲作为舞台艺术，其服饰道具在色彩的要求及运用上对秧歌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秧歌个别服饰道具会被赋予新的社会功能、生活意义，但在展示人物特点、辅助表演的功能上依然延续着古老的传统。[1]”海阳秧歌服装特点明显，人物个性鲜明，与当地民众的情感和审美相一致。色彩艳丽、勾勒夸张的服饰，是海阳秧歌整体上相对完整、固定、古朴、粗犷的表演形式与风格的外化。

二、功利实用并存的道具

（一）法器功能类

道具包含法器功能的主张源自故事传说。拂尘又称甩子、云帚，是一种于手柄前端附上马尾或丝状麻布的工具，来自佛教的法器，乐大夫和秋头使用，意思是消灾驱邪、护佑安康。乐大夫左臂抱的是不打开的油纸伞，象征风调雨顺。乐大夫的身份，民间有神仙看场佬、宫廷礼乐官、药王孙思邈、天王魔礼红、将军黄飞虎等说法，无论何种说法，寄托的无非是民众祈求四季平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此外，海阳秧歌中的拂尘，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在所有表演程序中至高无上、不容置疑，所有角色的动作、队形的流动、音乐的转换，都会在乐大夫手中拂尘的示意下进行表现。

（二）生活物品类

海阳秧歌中生活物品类道具种类多样且舞法多变。货郎拿的货架，秋头拿的令旗，艄公拿的旱船，锢漏匠拿的锢漏挑担，丑婆拿的棒槌、蒲扇，傻小子拿的糖葫芦、拨浪鼓……表现出海阳秧歌的道具极富生活化，纳凉用的、买卖用的、劳作用的，甚至直接入口食用的，都可以成为舞蹈道具。这也生动地说明秧歌早已融入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之中，成为了文化基因的一部分，不断传承发展。其中，使用角色和人数最多的当属彩扇和手绢。彩扇属折扇的一种，多为8-10寸大小，扇面超过扇骨，有飘动的扇穗，一般为某种单一色彩，当下也有使用过渡色的情况。手绢材质为丝或纱，一般50cm见方，红、黄、粉、蓝色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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